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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的内容很简单，诏令“皇甫嵩讨东郡，朱俊讨南阳”，而随同圣旨来的这个消息却十分令人震惊。一个消息，事关五人：杨赐、吕强、向栩、张钧、王允。
黄巾起后，朝中召群臣会议，杨赐是太尉，在与会之列，他忠言进谏，谏言皇帝驱逐小人，亲近贤人，矛头直指阉宦，因此忤逆了皇帝，“以寇贼免”，皇帝以黄巾乱起为借口免了他太尉之位。——因为贼乱或者自然灾害而免去当时在位的三公，换上另一人接任，这是两汉之时的常态，其依据是儒家的天人感应。天有灾害或者世道不宁是因为人的缘故，所以换个人，不过杨赐之被免职却明显是因为他斥责宦官之故了。
带来这个消息的是随同传旨宦官同来的一个朝臣，这个朝臣与皇甫嵩交好，传过旨后，与皇甫嵩、朱俊等在私室中叙话，说起了此事。皇甫嵩、朱俊半晌无言。皇甫嵩说道：“天下生乱，盗贼沸糜至此，而天子却、却……，唉。”
这个朝臣说道：“杨公虽被免太尉，性命无碍，两位将军，你们可知……。”朱俊性急，不等他说完，打断问道：“怎么？听你这意思，朝中有人因此身死？”这个朝臣说道：“可不是么？”屈起手指，一个一个的计算，“吕强、向栩、张钧皆因抨击宦者而获罪身死。”
皇甫嵩大惊失色，一时没有跪坐稳当，险些把案上的水椀碰倒，他说道：“吕常侍、向侍郎、张郎中身死了？”问道，“怎么死的？”
这个朝臣叹了口气，说道：“将军应知，当黄巾贼起后，天子曾问吕常侍所宜施行，吕常侍说：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皇甫嵩点头说道：“当时我尚未离京，知道这件事。”皇甫嵩刚才之所以大惊失色，固有因闻向栩、张钧身死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因为吕强之死，在“大赦党人”这件事上，吕强和他算是同盟。吕强虽是个宦官，但却与赵忠、张让这些阉宦不同，他是倾向於士子、党人的，清忠奉公，在士子中口碑很好。
朱俊说道：“我亦知此事，在我离京前，我听说赵忠、张让诸辈因吕常侍此谏而纷纷求退，并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怎么？莫非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这个朝臣冷笑道：“所谓‘纷纷求退’，不过是彼辈故意做出的姿态，以退为进罢了！便在本月上旬，赵忠、夏恽构陷吕常侍，说他：‘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其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夏恽，也是宦官，与赵忠、吕强一样并为中常侍。
皇甫嵩、朱俊闻得此话，悚然而惊。朱俊怒而拍案，说道：“‘与党人共议朝政，兄弟所在并皆贪秽’，这两条倒也罢了，‘数读《霍光传》’，这是必欲要置吕常侍於死地啊！”
霍光何许人也？前汉武帝的托孤之臣，昭帝死后，他两度行废立之事。张让、赵忠说吕强数读《霍光传》，其意何在？这个朝臣说道：“赵忠、夏恽蛇蝎之心，天子闻之，果然不悦，令中黄门持兵召吕常侍。”皇甫嵩问道：“把吕常侍送到诏狱，吕常侍因此而死了么？”
这个朝臣摇了摇头，说道：“吕常侍闻帝召，怒道：‘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
皇甫嵩拍案而起，因为愤怒，额头上青筋迸出。他只觉一股怒气从胸腹间升起，似不吐不快，而到了嘴边，却又猛然自省，为人臣者怎能在背后非议君父？若失口非议，话如果传出去，恐怕人头难保，宗族受罪，勉强将这股怒气咽下，转望室外，见蓝天白云，院中绿树红花，清风徐徐，初夏之景，令人心怡，而却怒气下去，不觉又一点苍凉泛起。
他缓缓落座，说道：“‘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反复低吟吕强死前的这句遗言。朱俊怒发冲冠，亦是悲愤难掩，但却大约是出於和皇甫嵩同样的原因，忍之再三，没有说出非议之语，他握手为拳，连连击案，说道：“吕常侍真大丈夫也！吕常侍真大丈夫也。”这个朝臣叹道：“吕常侍的确是大丈夫，他自尽死后，赵忠、夏恽复又进谗言，说他是畏罪自杀，天子遂令收捕其宗亲，没其财产。”
吕强自杀，宗族被捕，家产被抄。这件事说完，室内三人默然多时。皇甫嵩勉强振作精神，问道：“吕常侍自尽，向侍郎与张郎中又是怎样？”
向栩，河内朝歌人，是个狂生，好读《老子》，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曾为赵相，后被征拜为侍中。黄巾乱起，他不想国家兴兵，说只需遣将去黄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他的这个论调十分荒谬，可却因为此前他曾上书讥刺宦者，就被张让抓住了把柄，说他“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他遂被“收送黄门北寺狱”，死在狱中。这向栩是个狂生，卓诡不伦，任赵相时也没什么好的政绩，“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皇甫嵩、朱俊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死了也就死了，但是张钧不同。
张钧是冀州中山人，向有忠直之名，本月上旬，他上书言：“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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