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怪他，是我命不好。”
“你有什么打算？”
“等钱花完了我回老家去。”
我长叹一口气，情不自禁站了起来对他的背影高声说道：“你随时随地都能去妙巴黎唱。”
他再次回头，一脸疑惑地讲：“我又不是没去过。”
“阿进也很想你。你永远是他弟弟。”
“我知道。但他疯了，他着了程祝诺的道，已经不是我大哥了。”丁予涵情绪有些激动，说话声似乎带着哽咽，“大明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几个过简单快乐的太平日子，别和那些有钱人搅和在一起。就这个他也做不到么？”牛奶在此刻猛烈地溢了出来，带着沿锅被烧干的刺耳响声，他赶紧手忙脚乱关火，移开小锅，拿了抹布擦灶台。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电影里的长镜头般疏离，我仿佛成了一个观众，远远感受着丁予涵琐碎动作下压抑的情感，于是我站起身快步走去他那儿帮他，想竭力拉近与他之间的距离。“哥帮你。”
“不用。”
“阿进心里不好过。他每天还是住在福源里，他还是想大明的。”
“大哥不是成了老板了么？还有什么不好过的呀。”
我苦笑一声，讲：“底下员工骂他外地人，上不了台面。”
小丁捏着抹布不出声。
“管理一个公司也累，样样事情都要他操心。”
“他还在准备那个计划么？”丁予涵咬了咬嘴唇，终于忍不住讲那句话问了出来，“他是不是还喜欢程祝诺？”
程祝诺离开太久，我无法回答他。
程祝诺有一个计划，叫“最伟大的革命”。他的革命理念从误打误撞认识我们四个人开始，终于我们误打误撞知晓他的秘密。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住在20元一晚的招待所，经人介绍去了家饭店做苦力，伺候来往的客人，朱进原本另有打算，谁料他遇见了来饭店吃饭的程祝诺。我仍记得朱进是怎么跟我形容他的：他站在嘈杂的店门口，像误落在闹市区的伤心的水仙花。朱进为了这株水仙每日起早贪黑待在店里，仿佛丢了魂一般就为了再见他一面。他等了许久，终于再次在饭店里见着他，二人萍水相逢，在彼此的生命长河里短暂相遇。后来他出国念书了，朱进再次在弄堂里等他，等着等着，天亮成了天黑，等着等着，瘪三成了富商，等着等着，晚风拂柳笛声残，知交半零落。
面对程祝诺，朱进总是绝望地挣扎于他身体里骄傲与自卑的矛盾二面。他一边鄙夷着被困在阶级壁垒里的商贾名流，一边又唾弃着自己，觉得自己的天赋只是某种一厢情愿。这种矛盾让朱进变得难以琢磨，令他陷入深深自卑着的同时面对上流人士无比驾轻就熟，自然体面。
“我是不是见过你？”那日在妙巴黎面色不豫的张老板今日正在饭店与我们谈笑风生。我搓了搓酒杯，忍不住望向朱进。朱进微微一笑，讲：“城市就这么大，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在餐桌上永远那么得体，一言一行总是彬彬有礼，谁都不会想到正是在这张餐桌，朱进曾弯腰颔首给张老板传过菜。这家餐馆没人比他更熟悉一分，无论是桌角的弧度还是椅子的高矮他都了如指掌，知道哪种坐姿最令人舒适，手臂举到哪一个角度显得最为优雅，而张老板却以为他是天生的贵族仪态，不禁肃然起敬。
“谢谢朱老板照顾我生意，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不客气。”朱进短促地笑了笑，“有件事还请张老板帮个小忙。”
“你讲。”
“听说张老板认识不少媒体行业的朋友，不知妙巴黎有没有这个机会能登上报纸电视，多露露脸。”
“那当然，一句话的事情。妙巴黎生意兴隆就等于我们服装厂生意兴隆，份内的事。”
我撇了朱进一眼，依旧不说话。他是混账惯了的，学不会兜兜转转绕来绕去的寒暄，哪怕是有求于人的时候都直接张口要，看那气势，到好像是别人有求于他了。我打算开口替他说两句客套话，谁料他又兀自盘问起了对面的张老板：“你知道福源里么？”
“不知。朱老板何出此言？”
“没什么，问问。”朱进垂下了眼帘，粗黑的睫毛在他深深的眼窝上投了一道阴郁的暗影，“福源里有幢小洋楼，主人姓程，我和他是旧相识。”
张老板若有所思，讲：“那位程先生做什么行当的？”
“官商两不误，神秘的很。”
“我倒是知道租借一位姓程的大老板，做的进出口生意，据说也是一手官印一首算盘的主。”
“他是不是有个独生子？”朱进眼睛瞬间亮了。
“没有，一个独生女。”
“哦。”
听到这我忍不住哀叹一声，他为什么如此不依不饶？他还在寻找程祝诺的下落么？我瞪大眼睛盯着他，慢悠悠地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人一波一波地换，新面孔总要取代旧面孔，这是自然规律。”
“阿平说的不错。”朱进朝我举了举酒杯，转而对张老板讲，“我的这位兄弟读书特别厉害，讲话总是一套一套的，你们媒体朋友谁要是缺个写作文的可以喊他当劳动力。”
张老板哈哈大笑起来，我低头沉闷地夹菜。饭店菜色比原来的精致不少，味道已经变了，毕竟毛大明已经不在了，这里掌勺的大厨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老板。程祝诺曾经就坐在这张桌上，跟着他爸爸以及几位叔叔伯伯抛头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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