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革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多革命者只一味地强调明末清初清兵对汉族人民的屠杀以及清代前期君主的严酷统治，以激起人们对清王朝的痛恨，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或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
以排满为口号和目的，固然比较有煽动力，但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把革命真正的目的推翻专制结构，使国家强盛自立，使民众享受自由并摆脱贫困，变相地掩盖了。
而且，单纯以排满为目的，又置满蒙于何地？岂不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恶邻所利用，有被吞并侵略的危险？
其实陈文强并不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可能也并没有想得那么深，因为他的出身，对中国的历史却不是特别的熟悉。但他与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少了几分激情，多了几分谨慎。他往往是想好了再干，而那时的革命者则是先干了再说。
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陷，但他对《革命军》肯定之余，提出的意见也是中肯而客观的。
“文强，你这有些求全责备了，亦不正确。”查理宋见邹容表情不对，赶忙说道：“这等好文须仔细研读，岂能一扫便轻下断语。”
陈文强愣了一下，说道：“我读书速度快，并不表示一扫而过不认真。查理兄，你看这里，‘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不偏激吗？还有这里，‘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这是要把满人驱逐到哪里去？如果是满洲，不，应该称为东三省。那岂不是说东三省不是中国之地？”
“陈先生如此说，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也不妥当了？”邹容有些不悦地说道。
“这两句应该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所提出来的吧？”陈文强想了想，说道：“年代久远，物是人非，形势已然不同，是否妥当，自然有待商榷。但依我看来，把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而非种族革命，应该更正确，更有生命力。邹容老弟，难道你认为革命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者是普通的民间百姓所认为的反清复明？”
邹容瞪着陈文强，突然发现自己虽然不服气，但要反驳，却不是那么容易。自己在《革命军》中说过要建立中华共和国，又怎么会赞同什么反清复明的封建口号。
呵呵，陈文强冲着邹容微微一笑，诚恳地说道：“暇不掩瑜，书稿是不必改的，二位找我的目的，我也明白，此书我会想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也要坦诚相告，以示我对朋友的态度。有时候听听逆耳之言也不是什么坏事，你们说呢？”
“胸怀坦荡，直言面刺，朋友亦当如此。”查理宋笑着称赞，拍了拍邹容的肩膀，说道：“邹容老弟，文强这是认了你这个朋友，你呢，可别没那个心胸和肚量。”
邹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容岂敢如此狂妄，听不得半点批评。”
陈文强点了点头，视线又移到书稿上，边看边轻声赞叹道：“没有最痛的感悟，不能发出此等撕心裂肺的呐喊。”停顿了半晌，他若有所思地抬起头，盯着邹容缓缓说道：“邹老弟有些文笔，倒让我有了个想法。”
甲午战后，满清这个老大帝国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已在求“变”，这其中有穷则变的内在形势，也有列强相逼的外来压力。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革命。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
然而，变法革命者众说纷纭，各自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们的变法主张，由此可将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另一类是种族革命，坚决地排满反满，立志恢复汉家河山。
但是，这两派人物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间接或直接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一类当然是以英国立宪制为榜样，另一类则是以法、美的共和制为典范。可是依陈文强看来，这两派只不过学到了些西洋国家的皮毛，便要生硬地移植过来，实在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实践的基础。
“到现在为止，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大多数人还在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陈文强很遗憾地轻轻摇头，“我曾经想写一本书，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书。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美利坚的合众国体制，法国的共和国体制，如何由来，历史传承，民族风俗，军队特点，地理文化，希望能展现在国人面前，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自立起到一些指导作用。但我时间、学识皆是不足，一直难以完成。”说着，他将希翼的目光投注在邹容身上。
“中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托马斯·杰斐逊？”查理宋有些兴奋，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算是吧！”陈文强想了想，说道：“我知道查理兄是林肯的忠实信徒，羡慕并想学习美国。但是，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深厚的背景，这种背景反映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绝不是只要推翻满清便可以达到的。要知道，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指路的明灯，再快的脚步也会走歪；没有谨慎的步伐，没有持久的毅力，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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