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傅应全的名字，朱代东心里一惊，随即又是暗暗苦笑，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自己对傅应全虽然不是很了解，可是他的那位弟弟，可是打过好几次交道。这次自己到北京，傅应星就主动找上门，要二十箱原浆保健酒。现在他大哥来了古南，而且还担任常委副省长，以后傅应星在自己面前，岂不是更加嚣张？
“傅应全同志工作作风正派、硬朗。组织协调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这从他在农业部的工作就能看出来。他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事业心、责任感强，敢抓敢管、敢于负责，作风深入扎实，重视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这方面，跟你有些相似。”严鹏飞缓缓的说道，傅应全虽然是，可是并不是代表他就跟傅应星一样。傅应全能以三十九岁之龄，就走上副识干部的领导职位，肯定有其他过人之处。
“我还要向傅应全同志多加学习才行。”朱代东连忙说，现在虽然是非工作时间，但他却是向严鹏飞汇报工作，公私分明，在任何时候，朱代东都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一早，朱代东就到了市委大院。他到北京一个多星期，今天又正好是例行的常委会，他必须向有关人员介绍自己在北京的成果。当然，现在对朱代东来说，最重要的是，探听关于泄密事件的真相。
木川市政府大楼与市委大院相隔三公里，朱代东在市政府大楼对于市委大院发生的事情，只能从两者之间的电话沟通时，才能听到一丝端倪。但现在。市委大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逃不过他的双耳。他的车子还没进市委大院。朱代东就已经准确的找到了凌松帆的声音。
朱代东在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时候。只要是他接触过的人事档案，所有的人材料就全部能记下来。但是那些材料，并不包括声音，他在干部二处的工作时间也不长。只有三个月，因此。他对公安厅的副处以上的干部非常熟悉。可是对于市委大院的人，他现在就算是对搞清洁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了。
从几百人里面排出几个不熟悉的声音。对朱代东来说非常轻松。他很快就发现。邱涛正陪着凌松帆。而在他们不远的一间房里，有几个陌生的声音正在讯问市委办秘书一科的副科长高爱英。
而从他们的口中，朱代东听到了一个名字：纪文升。朱代东在听到这个名字的同时，脑海里马上就浮现了这个人的资料：纪文升，男，四十六岁。曾经担任过木川日报的记者、副社长、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到人大担任正处级干部。前几年办了内退手续。此人可以说是一家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儿子是陆军军官学院毕业，现在某部担任副连级干部。纪文升的妹妹也是正团级干部，而他父亲也是木川的老干部，已经逝世。而他的父亲，也是干部退休，住在市干休所里。请牢记
像这样的人，谁会怀疑他会跟境外的间谍组织联系起来？可是偏偏这样的人，就是间谍。他假着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借着跟机关里的干部，以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多次借阅甚至是借走机密级、秘密级文件。
纪文升被境外的间谍组织收买之后，假借与高爱英丈夫合伙做生意为名，设下圈套，使他欠下巨额债务。纪文升此后多次以要钱为名，到她的办公室，以种种理由借走各种涉密文件近五十份。不但要看，而且还要拿回家拍照。
此时的高爱英得知纪文升的真实身份之后，留下了悔恨的泪水：“纪文升来要钱的时候，不说要钱，只说随便过来看看。他借文件都说是要涨工作，恢复工作这些事，看看有什么新精神没有、领导讲话什么的，他就要拿回去看。有的时候他就说看不清，字小，眼花没戴眼镜，拿回去看行不行？就这样拿走了文件。”
“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行为？”审讯人员哭笑不得，像高爱英这样的干部，竟然没有一点保密观念，这样的人让她担任市委办秘书科副科长，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
“他是老领导，老党员，我觉得他这么大岁数，而且他的孩子也是军人，妹妹也是高级军官，他爸原来也是老干部，他妈妈也在市干休所住着。像他们家这样的情况，我没想过别的，现在这个年代我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为此我很痛心。”高爱英懊悔的说，只是现在，她再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被纪文升拿走的文件，大部分都已经传到了国外，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能再挽回的。
朱代东在听到这些对话的时候，也是怒不可遏，他相信高爱英的这些忏悔是发自真心的，但却无法让人接受如此苍白的理由。因为“他”光荣的家史、因为“他”曾经是领导、因为“他”要学习，就可以将涉密文件拱手相送了吗？高爱英的和赤，严重违反了涉密文件保密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在一些人眼中，给老领导、已离开涉密岗位的同事、亲人、朋友看涉密文件，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其中有亲情、友情、有炫耀，也有碍于面子不能拒绝的心理。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让这些无关人员随便编个借口，便得到了涉密文件，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也许是因为有经济上的把柄在间谍手中，高爱英不想得罪纪文升，因此满足了其阅读涉密文件，进而拿回家看的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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