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3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
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s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一队队士兵屹立在这里;身穿灰s制服的战士,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也许会说出狂语,但是,只有我先倒下,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并化作一件寿衣,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g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r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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