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序（1）
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
反性价值观的渊源在于禁欲主义。基督教未产生以前，人们并不特别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后来，由于基督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战胜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基督教尤其是圣保罗的思想，给人们灌输了一种新的婚姻观，即婚姻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防止私通之罪。性j只能是为了生殖目的发生在婚姻之内的一种行为。他认为一切性j都是罪恶的，就连婚姻内的性j也不例外。即使是婚姻内的性j也是一件阻碍人得救的勾当，是一桩人类为了传宗接代不得不为之的罪恶，私通则更是该入地狱的重罪。那些结了婚的人或许还是可以得救的，而那些不肯悔悟的私通者却注定无法得救。他强调克服r欲，把精神和禁欲联系在一起，把独身看得高于婚姻。圣保罗的观念得到了古代教会的重视，独身主义、禁欲主义被认为是圣洁的，并由此建构出一种反性的氛围。
罗马天主教并不像圣保罗那样认为一切性j都是罪恶的。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私通之罪，另一个是生儿育女。在这里，至少以生育为动机的性得到了容忍，不再被视为一桩罪恶。与罗马天主教相比，新教的婚姻观又有些不同，新教停止了对独身主义的赞扬，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离婚。但对于私通，新教废除了罗马天主教有关认罪和赦罪的规定，私通者将受到比罗马天主教更为严厉的道德谴责。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摒弃了天主教把婚姻看成圣礼的观点，认为婚姻是上帝为人们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强调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性欲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绝它，相反，还必须利用它并用好它。尽管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把婚姻中性的作用神圣化而使反性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他们还是明确地反对婚姻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关系。
综观基督教的性道德，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或是新教，其基调都是禁欲的、反性的。宗教信仰对人的性观念和性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更对人们的性行为模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当地的性习俗、性法律和个人的性行为。基督教会禁锢性活动的教会法，建立了一种异常牢固的性模式，1215世纪英国习惯法法庭所运用的性法律，就是从这个模式中派生出来的。直到今日，美国刑事法庭的判决也仍基于这种习惯法。
总之，西方中世纪的法规下隐藏着这样一个信念，即性快乐是一种原罪，因此性行为只是作为种族繁衍的必要手段勉强得到认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性欲感受和表达方式都遭到严厉的禁止。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既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僵硬。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做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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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序（2）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画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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