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中国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强调现实主义,认为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子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身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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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2)
马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性。爱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性是不可能的。写性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sè_qíng的界限,我的观点是:必要的性就不是sè_qíng,不必要的性就是sè_qíng。(陈晓明c话:在西方,y秽和sè_qíng是两个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感觉本身。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感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感觉走在观念前面。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体会得到。(陈晓明c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感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与自己体验相通的感觉;另一种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觉。蒋原伦: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体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看王小波的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当时感到很震惊。王小波的表面上和文坛隔膜,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作为总体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体,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他看重个人的体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感。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进入90年代的直道。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点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由理论来命名。近来我正在思考,把这种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
不少作家担心,回到个人体验的叙事会丧失深度。在苏童的里,自我永远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个人的存在,没有勇气面对个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时,没有回避个人的存在。当他的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推到了最纯粹的状态时,就超越了革命。张贤亮的是从历史到个人,寻找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王小波的却是从个人到历史,革命成为背景。
王小波对个人存在的追问是赤ll的。人们总是为性添加了很多的附加值,而王的使它回到了纯粹状态。福柯说过,性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的y阳两界》中,小孙是文化的代表,她深入到王二的地下室去,为他治病。当她治好了他的阳痿,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之后,同时也把他拉回到文化里去了。这里,反讽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性和历史、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
王小波的写作风格是自我对话式的,他在追问自己的存在,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在追问自己。
我认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很精彩,叙事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叙事动机一步一步推动着情节。中的男女主角一开始就有yù_wàng,从表面上看,女的要求男的扮演一个历史的角色;实际上她渴望超越革命,超越历史。写到高c时。性a主题突然出现,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朱伟:大家谈到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新体验,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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