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还是存在,需要医学对他们特别的关心。
然而医学教育对于理解和治疗他们却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从我们区别为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来看,我们可以指望有一天从有机生物学和化学通向神经症领域的知识道路能畅通无阻——更希望它们能互相产生影响。
这一天似乎仍然很遥远,目前我们从医学的途径还无法触及这种疾病的真相。
倘若医学教育仅仅是本能在神经症领域给医生们指出方向,那倒还可以容忍。可是它所做的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它还给医生们灌输了一种虚假的、有害的态度。
对于生命的心理因素没有产生兴趣的医生往往容易低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把它们斥之为非科学的现象。
正因如此,他们就不能真正严肃地看待同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任何现象,从而也认识不到他们在这方面应尽的职责。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外行一样陷入了对心理研究缺乏重视的境地,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毫无疑问,既然神经症患者也是病人,也来向医生求医,他们当然必须得到治疗。
医生应该随时乐意进行一些新的试验。
但是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费力而又乏味的事呢?
我们可以应付自如,谁能说得准他们在精神分析学院教授的内容有没有用呢?——对这方面的问题了解得越少的医生就变得越大胆;只有真正了解实情的人才会谦虚,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欠缺。
由此看来,你为了安慰我而提出来的分析专门性与医学其他分支专门性之间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外科、眼科等等医学分支说来,医学院本身提供了进一步教育的机会。
分析训练学院数量少,历史短,也没有权威性,医学院始终不承认它们,并对它们置之不理。
年轻的医生一直都不得不极大地信赖自己的老师,以致很少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因此,要是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一个尚无公认权威的领域里充当一下评论家,他们自然会高兴地抓住不放。
他们以精神分析医生(其实是庸医)的身分出现还有其他的好处,如果他们试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他们的白内障摘除术和角膜切除术就会失败,病人就再也不上门来诊,他们的冒险生涯也就很快告终了。
从事分析治疗却较为安全。公众已经被眼科手术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实娇惯坏了,因此总是指望手术后能够痊愈,但要是一个“神经症专家”未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人们还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娇惯坏:神经病专家至少“在这种疾病中花费了很多心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只好走着瞧。
就拿女人来说吧,首先是来月经,然后是结婚,接着是绝经,最后就是死亡,一劳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对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医疗工作也是那么不明显,以致没法找到指责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医疗器械,也不用药。
他只是同患者谈话,试图通过谈话向他灌输什么或者使他发泄出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触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话题的话。
一个在医疗中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分析者无疑不会忽略改进分析方法的尝试,总会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对此感到讨厌,不过他应该停留于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为他要是真的敢于唤起患者的抵抗,却又不知如何对付它们,那说实在的,他就真的会使自己不受欢迎。
为了诚实起见,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个未受训练的分析者对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技术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费精力和费用。延误或减少治愈的机会。再进一步说,分析疗法的名声当然也会降低。这一切都是极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医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根据我的判断,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疗所造成的病情严重加剧或持续加剧也不必害怕。过一段时间这些不良的反应就会自然消失。同触发疾病的生活创伤相比,这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事实无非是,以不合适的方法试图治愈,因而没有给患者带来益处。
“我一直在听你谈论分析中的庸医,没有打断你,不过我倒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你好像难以克服对历史解释中的医疗行业的敌视态度。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要从事分析,那就应该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来从事。
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种训练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只要医学院对分析训练机构的态度保持不变,医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出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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