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们可能会产生疑问：这些人——包括著述者和谈论者——为什么表现得这样恶劣？
你们也许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们，而且也与精神分析有关。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你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交界中遇到的那种偏见，乃是某种早期评价的后果，这种评价是正统科学的代表针对初期精神分析所形成的。我曾在我写的一部历史描述性的书1
1见《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英译注。
中对此作过抗议。
我将不再采取那种做法；那一次也可能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科学界反对精神分析时，采用的是违反逻辑、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的做法。
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世纪，民众把恶徒乃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带上颈手枷并加以粗暴虐待的事情。你们也许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和社会中，民众特性的影响向上层扩展得多么深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一部分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多么不公正的事情来。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我是很孤立的。
我不久即发现，反驳无济于事，哀伤与乞求他人仁慈心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受理我的上诉的法庭。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精神分析的首次运用，是向自己阐明，民众的这种行为，乃是我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发生在个体患者身上的同类抵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
这个步骤是正确的。
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
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
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
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d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1。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1指乔治。勃兰戴斯（gebrandes），著名的丹麦学者（1842—1927）。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1900年3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flies）信件131（弗洛伊德，1950a）。琼斯（jones）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1957，第120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229，弗洛伊德，1960a）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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