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来京期间，我很少〃请假〃陪他们。我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远离家乡，是为了实现抱负，到北京发展自己，我已别无他法。但我若说要以写文章来养活自己，谁也不会信的。有次去女友家玩，她请来了邻居──大名鼎鼎的一位青年作家。女友向作家介绍说，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我连工作都不要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不一会儿，作家就牵着他的女儿离开了我们。女友这才如梦初醒：〃糟啦，我毁了你！〃一件事情被推到极端，其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而且，这位作家因写作出名也没有辞职，他现在还是报社一个部的主任。
我只有更用功地写作，什么也不用多说。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告诉我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我立即去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群面有菜色、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艺术村，它是我们沉闷生活中的一丝亮色。此后，我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中暑、虚脱成了常事。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我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有天我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我填，工作单位一栏，我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我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可乐。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我进去。眼看着那些比我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有时去采访一些名人，还没等你提问，他们就先问你是哪家报社的。那些连报刊大小都要挑的主儿，你能告诉他们你是自由撰稿人吗？验明正身后，他们会说一句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的名片上不敢有自由撰稿人字样。个体户有执照，国家认可的经营范围，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
自由撰稿人，她的副产品是随之而来的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忙于公务的丈夫又很少回家，我比常人更多出一份枯燥与单调。
在这份孤独里，我种植一切能弄到的花草。卧室里、窗台上，披挂着各种常绿的吊兰。那盆秋海棠，一年四季盛开红艳艳的花瓣，默默地陪伴着我。
孤独中，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打老鼠。这习惯令丈夫不可容忍。有一天，丈夫突然发现羽绒服被咬了一个d，大叫：〃不好，家里有老鼠！〃然后埋怨我，〃你整天在家，怎么也不管管？〃
〃干嘛要管？每回老鼠进屋我都不赶，看着它一步一步爬进来，特别可爱。〃
〃你……〃丈夫又好气又好笑。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位漂亮机灵、精神焕发的老鼠，你会不会很欢迎它？
然而，我还是感激孤独，感谢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我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明天怎么过──关于女儿
我妻子如今是遂了心愿。我所在的公司现在也做得够红火。但是我们一直有着一个潜在的忧虑──女儿的生活状态算得上正常吗？
早在我从大学毕业分到江苏工作期间，当时的同事就说我女儿小小年纪跑的码头够多了。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女儿一会儿在妻子那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后来我们到了武汉，现在又跟着我们来到北京。由于频繁迁移，女儿的幼儿园总共上了5年，到7岁该上小学时还被学校强制着上了一年学前班，所以她的岁数一直大于她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们当时到学校去向老师介绍她是如何聪明和努力，不需要再上学前班，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学校强调从南方来的孩子更需要好好学普通话而放弃了妄想。。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比别的孩子大上一两岁，更有利于她的身心发展。女儿也算是给了我们面子，上一年级时，就成了班主任老师的忘年交，可以在大冬天不让她去上c，留在教室里与老师谈心。这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甚至与我女儿谈到了自己在新的家庭里的生活困境。
在女儿这些年的学习生活中，仅有一次我问过她的成绩，那是从农村小学随我们搬家转到城里小学上二年级时，她得过一次不到80分的成绩。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她在原来的学校里从来是双百。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次过问完全显得多余，因为到转学的第一学期末，她的成绩就已经在班上名列前矛。
我们从来不在女儿面前谈起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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