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yù_wàng、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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