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
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4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19世纪和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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