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y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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