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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珪打开军事地图，和他的将军们注视着中国大地上几个主要帝国的势力范围：北魏占据着内蒙南部、山西北部大同盆地和陕西北部河套地区的游牧区域，后燕占据着山西中南部、河北、河南、山东以及辽宁，后秦占据着陕西关中地区和汉中，东晋盘踞在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后秦、东晋实力相对较弱，和北魏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而后燕占据着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实力最强，和北魏关系交恶。
北魏从战略上不用说是远交近攻，联弱抗强，攻击目标肯定是后燕。但北魏和后燕有漫长的国境线，进兵路线可以选择：
1、东进，走大同－张家口－居庸关－北京一线，沿桑干河谷穿过太行山和燕山的结合部居庸关，首先吃掉后燕蓟州兵团（北京），再挥师南下攻击后燕首都中山（河北定县）；
2、南下，走大同－太原－井陉－中山一线，先吃掉后燕并州兵团（山西太原），再向东跨越太行山脉，兵出井陉攻击后燕首都中山。
第一种方案如果能击败蓟州兵团，可以把后燕直接分割成两块，后燕关外辽东的精锐部队有可能被阻挡在居庸关、山海关之外，而对后燕首都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但此举风险极大，一旦进攻受阻，拓跋珪的攻击部队立马陷入前有坚城，后有天险（燕山和太行山）的险恶境地，如果此时后燕的东北军和首都卫戍部队南北对进，北魏部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二种方案似乎稳妥许多，山西的地形是两山加一川，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河谷链接的一连串小盆地，全部是南北走向，利于骑兵机动，一旦攻击受挫，部队可相对安全退回平城（山西大同市），另外山西地区刚刚从西燕并入后燕，人心还不稳固，也是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
拓跋珪和将军们商议完毕，决心已定，公元396年8月，北魏南征兵团跨越雁门关，于9月抵达晋阳（太原）城下，此时后燕并州州长是慕容宝弟弟辽西王慕容农，慕容农在城外和拓跋珪交战，大败回晋阳，但晋阳守将慕舆嵩拒绝开城门，慕容农只得带领妻儿和几千骑兵向南奔逃，北魏将领长孙肥在潞川追上慕容农，俘虏他全部家眷，慕容农只在3个贴身卫士拼死保护下逃回首都。拓跋珪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山西。
这个出卖慕容农的后燕将领也叫慕舆嵩，和上文提到那个反叛慕容宝要拥立慕容麟的将领重名，不知是不是史家的笔误，但从这个将领的姓氏看，当时山西守军应该是慕容麟旧部（慕容麟和多个慕舆家族的人都有关系），但参合坡战役之后，慕容麟就被调回首都，慕容农接任并州州长，不知是不是慕容麟遭到猜忌而导致的人事变动；另外,史载那年山西粮食歉收,慕容农上任后又采取军事监控等高压政策,导致民怨沸腾；还有慕容农放弃坚城固守待援，而出城野战，正中拓跋珪下怀，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北魏拿下山西后，趁士气旺盛，继续向东攻击河北。拓跋珪首先派出将军封真领一路兵马出居庸关，佯攻蓟城（北京），牵制后燕兵力，自己带领兵团主力穿越太行山井陉（当年韩信就是出兵井陉灭赵），包围后燕首都中山。
但此时的战局却向着有利于后燕的方向发展。慕容宝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把兵力辎重全部集中在中山、邺城以及信都3个大城中。由于攻城战不是北魏骑兵的强项，城市无法拿下，军队的补给就只能靠后方穿过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长途转送，或者就地抢夺散落在大城市外面后燕老百姓的粮食，但后燕百姓已然听说参合坡北魏士兵惨无人道的坑杀俘虏事件，早就跑进深山老林里躲避，抢粮变得越发困难。
在随后几个月的攻防战中，尽管互有胜负，北魏还是占据了上风，尤其柏肆之役后，后燕失去了大翻盘的机会（后一章会详细介绍）。但由于北魏军的暴行，后燕军民无论多么艰难，都死战不退。拓跋珪的野战军困顿在后燕的坚城之下，逐渐失去了锐气。尤其等到天气转暖，拓跋珪军中又爆发了瘟疫，加上一贯的饥荒，人马牛羊死去过半，许多将领劝说拓跋珪道，“大王，如果我们再不撤兵，就无兵可用了！”
拓跋珪却说，“这是天命，四海的人民都可以组成国家，就在于我如何安抚他们而已，何必忧虑没有人民呢？”
拓跋珪的这番话道出了自古政治家的一个秘密，哪个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政治家手上没有沾满敌人和自己人的鲜血，为了获得“胜利”，人命又值几何？成不成功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你失败了，就会被胜利者冠以“盗匪”、“民贼”、“反人类”等等罪名；如果你成功了，就会被冠以“千古一帝”、“xx盛世”等等美名。
在农耕时代，每逢一个大乱世的结束，人口大面积减少，相应人均占有社会资源就提高了，在重归和平之时，只要此时的统治阶级不利令智昏，用“看不见的手”去自然调节社会资源，人民的生活必然得到大幅度提高。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一不遵循这一规律，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成功人士”歌功颂德，他们的道德修养也许只比那些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反派人物高那么一点点，甚至还不如。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乱世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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