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此人的名声在如今可说是如雷贯耳，此人注释了当代几乎所有的儒家经典，囊括众家之言，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要知道在汉朝很多典籍都是凭借师授而无注解，除非是颍川四大家族这种经学治家的书香门第，能够接受一套完整、系统的儒学教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不是每一个老师对于儒学的理解都是完全正确的，难免有错漏的地方。
甚至如颍川四大家族加起来也不过是精通几部或者十几部典籍罢了，远远谈不上精通当时所有儒学典籍，但是这一点，郑玄做到了。他几乎把所有在当代能够找到的儒学典籍全部归纳过了一遍，不止是最早的《论语》、《孝经》。还有孟子、荀子、以及提出君权神授的董仲舒等各种学说都一一注解过了一遍，遍注群经，就是对此人最好的形容。另一方面，此人还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
曹丕的脑袋里就有郑玄撰写的《六艺论》，其中详细讲解了周朝孔子开私学传授的六艺即儒学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内容、沿袭、传承、以及发展，同时结合了如今的天下大势述说了六艺在天下大乱的当下应当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不过此时钟演说的却不是郑玄这些成年旧事，而是提起郑玄如今已经把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融会贯通，再度整理其所注释的所有经学典籍，抱着“以今释古”的初衷，遵循“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主旨自成一家，创立郑学。
曹操听罢也非常动容，所谓古文经学特指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在孔府旧宅里一块墙壁（后世之人称为孔壁）中藏着的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各种儒家典籍，包括《尚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逸书》十六篇，《礼古经》五十六卷，《逸礼》三十九篇，《礼记》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春秋左氏传》三十篇，《古孝经》一篇，《古论语》二十一篇，这些文章大部分也在曹丕的脑袋瓜里。今文经学则是在西汉时期一些老儒生凭借记忆背出来然后用汉朝文字整理出来的儒家典籍，成为今文经。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古今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到了如今这个年岁，古文经和今文经并行于世，儒家学派也分做了今古两派，泾渭分明。
如果说天下间还有一人能够把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融会贯通，那就是郑玄无疑。因为他的古今经学造诣大家都认为已经登峰造极，所以由他做这个事也是顺理成章。
融合注释古今之经学，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却是天大的福音，汉朝的读书人，有“师法”和“家法”两说，所谓“师法”就是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学的经法之后再其理论之上加上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成就一家之言，开馆授徒，就是“家法”，西汉年间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就是一种“家法”。简单来说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种经学有若干“家法”，甚至有人在大家之下学成再度加入自己的见解，又变成一种学说，所以一家之下又有若干学说，这就造成了当代儒家学派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郑学的出现，把古今经学重新梳理整合，去芜存菁，也就让后来的读书人有了一套完整的学习体系，不用在烦恼去听哪派哪家之言，但是这所谓“大家”之言对各类经典的理解是对是错，因为只凭“郑玄”两字，就可以断定郑学中的注解一定是正确度最高的。
对于钟家这种经学治家的家族来说，家族所学已经自成体系，比起那些没有家族依托的读书人来说，他们学习的只是更加系统和符合逻辑，毕竟那是整个家族代代研习发展下来的学术体系，郑玄的成果能够让他们在自家学说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不但可以完善自身的经学体系，自家子弟学习其他典籍之后视野和学识会更加开阔，相比于一般的读书人只能利用郑学来系统学习典籍来说，经学治家的大族能够利用郑学做的事情更多，比如取长补短，相互印证等等。
总的来说，郑学的问世，不但会让书香门第贤才辈出，寒门子弟成为栋梁的机会也将大大升高，因为这能帮助天下更系统和有效的进行学习。
曹操问道：“不知雅常是从何处得知此事？”
“河北袁本初，不知为何在年初突然大宴宾客，郑康成应邀出席，因为此人素有才名，所以受到参宴俊杰的问难，但是郑康成对答如流，才惊四座，接着他便在席间提出要自成一家之言之事。”钟演答道。
“原来如此”。曹操一笑，不再言语，但是曹丕却敏锐的发觉，自己这位父亲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霾，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而且他掩饰的很好。但是对于曹丕这种前世长期和身居高位父母相处的孩子来说，这样转瞬即逝的不快实在太容易被捕捉到，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虽然曹丕不知道曹操脸上那丝阴霾背后的原因，但是对于钟演口中的郑玄曹丕还是听过一些的，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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