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天轩定了定心神，对杨策说：“刚才虽然没能看几页，但几个重要的信息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个叫刘真的女学生的档案，档案上写着她生于1945年8月，1964年9月入学学习哲学，我没有在档案上看到她何时毕业的信息。我敢肯定，这个案子同这个女生有关，根据这些信息，明天你到警局帮我查一下。假如这个女生已经死亡，警局应该有相应的记录。”
杨策一听，头都炸了，抗议道：“柳天轩，你玩我吧？就凭这点儿线索，叫我查一个五十年前的人，这可能吗？你可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档案遗失了不少，剩下的也都残缺不起，更何况，都还没有录入电脑，我要一页页一的查！查到猴年马月！”
柳天轩看着暴跳如雷的杨策，也不生气，说道：“杨警官，我给你个建议，你主要查报案人口失踪的档案，应该能有所收获。明天你若有收获，就给我打电话吧。”
说着，柳天轩转身欲走，却被杨策一把拉住，杨策问道：“柳神棍，你安排我干这么多活，那你干什么呢？你能透露点你的判断及计划安排吗？”
柳天轩整了整衣服，正色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到时候就真不灵了。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点，我认为，在104教室闹事的那个女鬼，就是这个刘真，这背后一定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杨策告别后，柳天轩独自一人走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不知不觉又走到了1号教学楼前。1号教学楼里一片漆黑，趁着昏暗的路灯，楼前那棵玉兰树，在微风中轻舒着枝叶
第二天中午时分，柳天轩接到了杨策的电话，杨策在电话那头兴奋的说：“真是好运气啊，我不仅查到了刘真的档案，还找到个当年的知情人，我现在去接你，见见刘真当年的同学兼好友，相关经过，咱们路上慢慢说。”
原来杨策一大早就赶到警局档案室去查刘真的资料，但由于杨策是刚入职的新人，且是私自办案，没有任何审批手续，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自然不帮他查询，杨策就在那里软磨硬泡，最后惊动了档案室主任楠姐。在楠姐办公室里，杨策硬着头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原本以为楠姐会大吼一声“胡扯”，便把他赶走，没承想楠姐只是微微一笑，说道：“我在档案室干了这么长时间，什么稀奇古怪的案子没看到过？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还真知道刘真的一些事情。”
杨策真是傻人有傻福，这楠姐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查找春秋大学学生刘真的下落。那是在1981年8月的时候，刘真在海外的亲人来警局报案，查找刘真的下落。但那时候正值拨乱反正之时，公检法各个部门刚刚恢复运作，人手严重不足，而刘真失踪也已经十几年了，毫无追查的线索，再加之刘真的亲人也并不真心关心她的下落如何，只是涉及海外一部分财产的继承，需要对刘真是死是活作出个结论性的认定，才万般无奈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报案的，最后这个案子草草结案。但楠姐印象深刻的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母亲就是刘真的同学兼好友。
楠姐把当年的档案找了出来，就是薄薄的几页纸，除了给出了刘真下落不明的大概年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杨策死不甘心，苦苦哀求楠姐，要求和她母亲见上一面，看看能否查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楠姐被缠得毫无脾气，只得给她母亲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后，给了杨策一个地址，让他自行前去。
杨策接到柳天轩，俩人马不停蹄的按着楠姐提供的地址，赶赴到她母亲家去。楠姐的母亲已经年近80，是一个精神矍铄而又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听了他俩的来意，泡了一杯茶，娓娓道来一段往事。
刘真的父亲原是华侨，六十年代的时候，在人民政府感召下，从南洋辗转回国。刘真随父亲回国后，就在春秋大学学习哲学。楠姐的母亲属带职进修，是整个哲学班里年龄最大的，而刘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又刚刚回国，性格腼腆，国语十分不熟练，于是楠姐的母亲在生活上学习上对她颇为照顾。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几个月后，班上又来了个男生，叫王文志，也是归国华侨。许是和刘真有相似的经历的缘故吧，俩人甚是投缘，常常凑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天，刘真偷偷的告诉楠姐的母亲，她和王文志恋爱了，楠姐的母亲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年代，思想保守，在学校里谈恋爱是要受到处分的，楠姐的母亲有心劝说两句，但看着刘真一脸幸福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能默默的替这个小妹妹保守着这个秘密。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66年，在那场全国性运动来临之际，刘真的父亲竟被打成美帝间谍，几场批斗下来，不堪其辱，寻了短见。刘真在国内举目无亲，曾在楠姐的母亲家暂住了一段时间，但随着运动愈演愈烈，刘真为了不连累他人，还是搬了出去。没多久，楠姐的母亲就听到刘真畏罪潜逃的消息，与刘真同一时间消失的还有王文志。
说到这里，楠姐的母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这些年来，我一直牵挂这个小妹妹，我也一直以为，她和王文志一起逃了出去，直到前不久，春秋大学要举办校庆，我从同学口里得知，王文志作为海外著名作家，也在被邀请之列，我辗转托人找到王文志，就想问一下刘真的下落，但王文志的回复是不知道，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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