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我突然想起读的《论语》中的一句话,金鹏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赵普,原来论语里说的还真跟治理天下有关,“依此理来说的话,我们分配要公允,一切以安定为准那便行了!”
“分配哪能做到公允啊!”金鹏叹道,“公交车上还是给妇孺让座呢,社会资源总是有倾斜的。”
“公交车?”我一脸迷茫的看着金鹏,那是什么?
“哦,我换个例子!”金鹏心思动的快,“社会是不公平的。你看,你是城中的行政官,人人都羡慕你,尊重你,你工作八小时,拿的钱还多;外面的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挣得少,人也看不起他。”
“怕是他做不了我能做的事吧!”
“当然,那是比较极端的对比。那另一个,一个大学生,上了四年大学,打了四年游戏,混到了文凭,去了工地,什么也不懂,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画画图纸,轻轻松松上万;而工地里一个高中家贫辍学,在工地里踏实肯干的人,工作上懂得比大学生多多了,却只能拿八千的工资。大学生做的了的事,他可以做得更好,大学生做不了的事,他也能做。可是他只因少了文凭,就处处矮一头,这公平吗?”
我摇了摇头,很难理解,觉得重要的是本身拥有技能才是重要的,我所有懂得全都是我自学的,并没有人给我文凭,可是比起那些有文凭的人,他们只是得到了别人认可罢了,我虽然没有得到别人认可,但我也做得到啊,哪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是了!”金鹏道,“所以拿八千的心里面不平衡啊,甚至拿一万的自己心里面都惭愧,可是公司就认文凭,你有啥法子。不过我举的是个例,大学生读大学,拿到文凭,起码考试过了,还有自己的人脉,也培养了自己的一些素质,只是这些不那么明显而已。但是矛盾的产生可不就是这样,正是太多的东西无法准确量化,所以产生了心理落差。你说分配公允,公允却未必是最佳分配,反而会造成很多浪费。”
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我说不过他而已,说不过他,也只是我目前懂得还不够多,见识还不够广而已。
《论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于是我后面很少再去问问题,而是专心的听他们讨论,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自由、平等不是人人都要遵循的第一要务嘛,为什么他们反倒处处限制,手机为何不能登录到外网中,为何限制外界电影涌入新城内,只是为了不让新城的人对外抱有幻想吗?
听进去的内容越来越少,联想的事物越来越多,等一起吃过饭后,晚间我照例去学一些历史,听着眼前那个看样子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谈论起历朝历代的官制,忍不住问他,历代最大的弊政是什么?
他道,“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弊政,唐朝后期的时候,宦官干政严重,宦官掌握军国大权,甚至可以废了君主,而且藩镇佣兵各自为政。等到了宋朝,偃武修文,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而且宋朝一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后来明朝的时候,吸取了宋朝的教训,武备始终不弱,但又出现党争和宦官干政,清朝的时候可谓集大成,有清一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历代君主牢牢抓住了王权。可是当此时,闭关锁国,国外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从1840年至今一百多年沉沦。故而,以我所见,闭关锁国乃是最大的弊政。”
我又问,“那自由、民主是否是永远正确的。”
他扶了扶眼镜,“这个,只能说是政治上永远正确,谁都不会说自由、民主不对,这是道义的制高点。就如我们之前说的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君君臣臣,汉献帝为皇帝,皇帝讨伐不听话的臣子是天经地义,所以曹操想打孙权,就让汉献帝写一道诏书,自己奉命讨贼,占的是大义,名正言顺。”
“政治上正确有什么分别吗?”
“自然有!”他道,“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遵循其规律。比方说垃圾分类,我曾在日本两年,我太太陪我过去的,在家中做家庭主妇。日本小区内都有专门的负责人,负责人一日登门,告诫我太太垃圾不能放在一起,应该按类别分开。比如这个塑料瓶,瓶盖和瓶身要分开扔,玻璃要用纸包起来放入垃圾袋,总之林林总总,足有数十条之多。负责人说,要是不按照规定去扔垃圾,收垃圾的公司会拒绝收垃圾的,如果次数多的话,甚至整个小区都不再来收。
我太太自然很惶恐,每次扔垃圾的时候一条条对的很仔细,毕竟生活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在日本原本就受歧视,毕竟那时候大陆一穷二白,人穷志短。小区的人每日里横眉冷对,压力很大,慢慢的习惯了也就好了。
后来回国,我太太依旧按照日本那套去做,可是小区来收垃圾的总是一股脑的将所有的垃圾都扔到一个车厢,分不分完全就没有区别嘛,我太太于是逢人就说,日本人的素质真高,咱们跟人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垃圾分类是对的,可是你要说,我立刻学日本一样,全国都实行垃圾分类,这样可行吗?”
我反问,“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呢?”
他愣了愣,“这样说吧,以前废电池是没有人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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