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四个小孩后，方家变成了祖孙三代七口人，也可以算作是大家人口了。
七张嘴巴要吃饭，全指望着方爸爸和方妈妈两个人。落实农田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前，夫妻俩天天出工挣工分，一年上头从来不偷懒，但年终结算还是缺粮户，一家人总也吃不饱肚子。
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一个接一个地上学，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老祖母又总是三病两痛，常年卧床不起。大闺女红梅小学毕业那年，最小的敬武也该读书了。
瞅着孩子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方妈妈小心翼翼地建议，红梅读完小学就算了，不用上中学，退学回来挣工分，为家里分点儿负担。
方爸爸一听就火冒三丈。他坚决不同意，还骂方妈妈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蠢女人。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必定会耽误孩子们的前程。
“四个娃儿上学，报名费就得几十块钱，还要买笔买本买墨水，晚上写作业点灯要煤油，钱从哪儿来？家里还欠着生产队那么多的缺粮款。”方妈妈有些委屈地争辩道，“你看菜园子和红梅一样大的娃儿，还不是有那么多没上学。”
菜园子指的是他们所在的生产队。
方湾镇是乡政府驻地，有两条大街和十几条小巷子。每天上午，四邻八乡的农民来赶集，街上还是挺热闹。菜园子位于镇子的边缘，与热闹的街市隔着一条小河。
“别人家的娃儿怎么样我管不着。我自己的娃儿，只要想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供到底！”方爸爸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方妈妈不好再说什么了。她本来就是个老实巴交、贤惠善良的家庭妇女，做事慢条斯理，说话轻言细语，典型的贤妻良母。一向把上过高小的方爸爸的话当成圣旨，不是愁得实在没办法，她是不会与方爸爸顶嘴的。
新学年开始，这个家里走出了上学堂的“小儿郎”。
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方爸爸利用晚上去街上有需求的人家打零工。他还把吸了十几年的烟戒掉了，酒呢，不是馋得实在没办法，绝对不沾。
一次带老祖母去镇卫生院看病，方爸爸无意间与大夫聊起了自己家里的情况。没想到那位大夫竟然是医院院长。好心的院长对一位农民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突然问方爸爸，愿不愿意到卫生院当临时工。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到医院食堂里当炊事员。
方爸爸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做好。
就这样，方爸爸找到了一份每个月有30元钱收入的工作。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到镇上唯一的国营餐馆拜师学艺。先是学白案，练习煮饭、蒸馒头、烙饼、做包子这些基本功，接着学红案，炒炸煎煮，努力把菜烧得色香味俱全。
因为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筹备早餐，方爸爸晚上只能睡在卫生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
开过早饭，碗筷清洗收拾完毕，他就必须去菜市场买菜，为午饭做准备。
下午，他会抽出时间回菜园子看看老祖母，料理料理家务，或者去侍弄家里的几分自留地，给蔬菜上粪浇水。这些事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因为医生护士们的晚饭还等着他做咧！
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里，方爸爸和方妈妈实际上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难得找到亲热的机会。
四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特别是小闺女腊梅和二小子敬武，基本上没有穿过新衣服。
两个小家伙有时不免闹情绪，责怪方爸爸方妈妈偏心。
“哪个叫你晚出生的？你出生在哥哥姐姐的前面，还不是该你穿新的。”方妈妈笑着跟孩子们扯横皮。
方爸爸则对孩子们循循善诱，如同哲人一般地说：“不怕身上衣裳破，就怕肚子里没有货！”
大闺女红梅第一次参加高考落选，方爸爸二话没说，就让她继续复读。
结果第二年考上了孝感师范学校。
家里终于有人吃上了“商品粮户口”，方爸爸心里美滋滋的，成就感特别强。他整天乐得如弥勒佛，揣上两包好烟在口袋里，见到熟人就发。在卫生院做饭时，口里还哼着小曲。
方红梅师范毕业，分配到了家乡的方湾镇中学教书。那一年，妹妹腊梅刚刚参加完中考。成绩不怎么理想，只过了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在腊梅是读高中还是继续在初中复读的问题上，一家人纠结了好几天。如果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特别是女孩子，后劲都不足，想考上中专都难。而要是在初中复读，又没有学籍档案。初中属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籍管理特别严。要是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取消考试和录取资格的风险。
“现在红梅在中学里教书呢，未必对教师的弟弟妹妹就不能给予一点儿优惠？”方爸爸有理有据地分析，并且对大闺女下了死命令，“腊梅的学籍问题就交给你了，你这个当姐姐的要多操一点儿心。”
就这样，决定腊梅还是继续在方湾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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