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元大都的沿途,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其实他不必如此,文天祥不比他坚决?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可劲儿折腾。后来离开了宋朝的土地,文天祥觉得要留着有用之身斗争到底,就不绝食了。一年后,文天祥在一种求死不得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两个月。这段期间,元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甚至连忽必烈大汗亲自劝降都未能说服他。有人用投降了的宋恭帝的名义去劝降:皇帝都降了,您还扛着干吗?可文天祥坚持“君降臣不降”:皇帝降了怎么了?其他大臣都降了怎么了?国灭了又如何?!我就是不降!他不再为了皇帝效忠,不再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朝廷而抗争,而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自己的气节而坚持到底。由此可见文天祥的确人如其文,可谓“坚似铁石”!
他死时,上万人聚集道路两旁围观。这是元大都,不是南宋,大多是看热闹的。文天祥从监狱走到刑场,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他问明了方向,向南拜了几拜。行刑官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说了可以免死。但是文天祥不再说话,从容就义。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虽然把南宋二十万军民逼到了海里,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厓山石壁上,但对于文天祥他说错了一句话:“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天祥被写入了史册,何止“国史”,文天祥的名声超越了古代史,也许比他奋不顾身维护的南宋本身都更有名,几百年后,也许平常人们已经不知道张弘范、伯颜、谢道清,甚至常州之战、潭州之战,厓山海战,可没人不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两句诗。而张弘范则在史学家中落了个“为人曲”的名声,即使不是宋人,也被当成了汉奸。
关于文天祥的种种,这个历史中的张世杰和陆秀夫都已经从梦中的片段知道了大概。所以文天祥到达福州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张世杰带领着群臣亲自迎接文天祥,称他为我中华之英杰,我朝忠贞义勇之臣,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陆秀夫暗中怀疑张世杰是心中不满那梦中对他排挤了文天祥的记载,刻意改变。文天祥对此十分惊讶,但也深感欣慰。南宋三杰终于聚首福州,而这次,他们再也不是各自为政,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初到福州,文天祥海路奔波,疲惫不堪。陆秀夫直接就把他接入了自己的府中修养。两人虽然同科及第,年纪相同,都是四十来岁,但一个状元一个进士,一个因为直言政事,被闲置多年,一个一直在李庭芝帐下做事,并没有过多往来。到临安陷落之前,一片混乱里,两个在朝廷里有过短暂的共事,可并没有过深的结识。况且李庭芝还认为文天祥降了元,到处发消息要人们对这个人防着点,陆秀夫是李庭芝的老部下,按理说应该听老领导的话,可现在对文天祥如此接纳,倒让众人连同文天祥在内都有些不解。当然,只有张世杰明白里面的缘由:那梦里坚定抗元而最后都舍身而死的属他们三个人最为有名,此时不团结一致,更待何时?
等到文天祥休息了几天,张世杰就来拜访,三个人在客厅里,说了些客套话,终于转入了正题,讲了元军三路攻势,和赵宇的北伐。
文天祥为人从来不怕说真话,毫无隐晦地问道:“吾在通州听闻君等与陈公拥益王和广王在永嘉(今浙江温州)立元帅府,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发布檄文,昭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旧物。可怎么到了福州,君等立了一位不知所来的赵官家,而檄文也改,变成了暂不勤王,保存实力之语。其中所变为何?”
把这里面的曲折要讲清楚,大概需要半天。陆秀夫沉默,张世杰在三人里年纪稍大一些,就担任了讲解工作:“文公以为,如果吾等立益王,此时可有胜算?”
相对于张世杰对赵室的忠诚,文天祥更在意国家的兴亡。他向来认为南宋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混乱,提出了许多当时看来离经背道过于理想主义的建议:比如革除祖宗专制之法——乖乖,不专制,您是要共和吗?通言路、集众思、从众谋——什么叫“从众谋”?就是听大家的话,服从多数。这还了得?没有一言堂了?!他主张用人必须举贤授能(这是古来的老调子),收用君子(就是有品格的人,不是像贾似道有几十个妻妾天天收集宝物的下品之人),起用直言敢谏之士(他自己就是一个,自然是希望朝廷不要这么脆弱,连真话都不敢听)。
文天祥沉思,他其实比张世杰和陆秀夫更容易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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