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349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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