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漫长的施刑结束了。我急不可耐的摁掉屏幕。在两盏炙热的日光灯下，黑掉的屏幕上反出了我的尊容：一张被汗水浸透的《彷徨》。这时，李三蓦地冷笑了一声，徒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抓着公文包夺门而出。
从此之后，我便如乌云罩顶惶惶不可终日。我每天都给老板发一封邮件，恳求他能让我搬回去。他婉言拒绝了，因为大老板说，让他和李三一块儿盯着我。我依旧坚持不懈每天发一封邮件，乞求他让我脱离苦海。起初他还能在百忙中费电心思，变换一下回信中的语言：“尽量去适应好吗？”“你也要理解我们的苦楚啊”“电脑还用得习惯么？不然帮你把系统重装一下”。接下来他失去了耐心，直接把上一封邮件的内容粘到下一封。再后来，就成了系统回复“请自行处理，谢谢。”最后，他无情地把我屏蔽了。愤恨之下，我打开新文档，咬牙切齿地写道：你是契丹人，你们都是契丹人....
既然求人未果，那么就与魔鬼和谐共处好了。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像对待祖师爷爷一样千方百计讨好他。咖啡煮两人份，吸烟时总多拿一支分给他，一同出入办公室时，我都抢在前头为他开门，他一脱下外套，我就双手捧着送进橱柜。对于我做的种种，友善也好，谄媚也罢，他一概不领情。我为他毫无保留地倾尽一切：我遗失在娘胎里的脸皮和自尊，我从来与“快乐”两字不沾边的英容笑貌，我那很容易就跟大地亲上的瘦骨嶙峋的膝盖，以及苦练多年却拙劣依旧的花言巧语。——对待这所有的一切，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掏两下耳朵，然后取出他尊贵的小手指，朝指尖悠悠的吹一口气。他轻慢无比的态度无非是想告诉我：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坨屎。
然而，身为一个善于变通的人，我从他优雅的挖耳屎动作上再次找到了突破口。每次干与屎有关的事，我都会对他盛情相邀：“我要擤鼻涕了，你也一起么？诺，纸巾在此。”“我要掏耳朵了，你要一起么？这东西好使。”“我要去蹲坑了，你去不去？我们可以像高中女生一样撅着屁股聊天。”
不过，在此，我忽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李三患有间歇性狂暴症。因此，在享完一时的口舌之快后，我很快遭到了报应。比如说，他会把滚烫的茶水泼在我的键盘上，或是毫不犹豫地抄起两层文件夹，痛击我的脑袋。但因为有错在先，我也不好说什么，大家都晓得他的脾气，所以他偶（经）尔（常）发泼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我只能泪水涟涟地继续干活去了。
除此之外，李三正在写一本有暴力倾向的书。原来的书名颇有自我检讨的意味，叫《杀死公敌》，我搬进来之后，书名改作了《杀死大石》，书中凡是叫大石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李三是个小气的家伙，每每离开办公室，无论时间再短，都会先把文档锁好，生怕有人偷走他的劳动成果。而现在，当着我的面，他会故意开一份文档在屏幕上，然后一脸蔑笑地走出办公室。他知道我会过去一探究竟。我一次次告诫自己，绝对不能上他的圈套，但在好奇心的强大驱使下，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窜到电脑前，如铡刀下自暴自弃的冥想神龟一般，伸长了脖子，津津有味地探索他阴暗的小世界。
为了方便我两眼扫完，文档上只一两千来字，热情澎湃地叙述了杀死“大石”的整个过程，由于发自内心，这些文字张扬恣肆，念出来掷地有声，实乃暴力美学之大幸。随着我们之间的战火越燃越旺，这一两千字很快拓展到一万字，并且有走火入魔的趋势。
首先必须声明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讲，作家可以说是弱势群体，我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嘴巴也很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远离人群的地方默默码字。所以一旦碰上什么痛恨至极的人，我们只能在笔下杀死他们。这样，问题就来了：长此以往，人很容易陷入疯魔状态，会以为那个人真的死了。因此，当有一天在商场或是车站里碰见此人，我们很容易就吓得声色俱变了。
李三并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一抬头就能看见我。我像守护天使那样一直呆在他身边，安安分分勤勤恳恳工作。早上我冲一大壶咖啡，吸半包烟，吃一颗百忧解。午餐后，我再冲一壶咖啡，吸两支烟，下午三点，吃一顿炸鸡柳，有时是两个甜甜圈，继而再吸三支烟，下班前吞一颗救心丸，活得好好的。
出于以牙还牙的心态，我在鹿男的故事里让李三给一辆“宅急便”卡车轧死了，不过考虑到此事有驳现实和整篇的基调，另外，很难说会有一些变态的读者会喜欢上这个人物，善良的我最后把它删去了。（^_^）
七月末，我和大老板通了视频。透过浩瀚无垠的电脑屏幕，我见到了久别的大老板和他身后神明般的柴犬像。他像老学究一样戴着那副圆片眼镜，衬衫领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办公桌上空空如也，只放了一盒酸奶。他正襟危坐，一边严肃地挖酸奶一边向我问好。他问我写了多少，我回答说，不到四万字吧。他惊异地道：“才这么点？你是小日子过得□□逸了吧！”我瞄了眼杀气腾腾的李三，苦笑着说：“恰好相反。”我准备一肚子苦水想向他倾诉，他却就此打住了，以一种鼓舞人心斗志昂然的口吻说：“总之！好好干！我们争取九月份把文章发出去。”
我说我做不到。他沉吟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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