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难怪,这一次,京西路百姓能够进入京畿地区。
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做,一是为了保住保守派整个体系官员们的颜面,虽然百姓遭遇灾害逃荒,根本就是一种常态,但是,为了不让京西路死太多的百姓,他们才放行的。
二却是为了节省运输粮食时,沿途耗费的粮食。京西路的百姓们自己跑到京畿地区,自然也就将这部分损耗节省了下来。况且,这些救灾粮放在京畿地区,也就是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也就阻断了那些想要在其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性。避免了对这些灾民们的二次伤害。
对灾害的损失暂时遏制住了,可是,一直在中枢苦苦支撑的宰辅们,却有一个再也撑不下去了。
元佑三年,吕公著逊位没有几天,便病逝了。
在处理完旱灾的事宜之后,吕公著便主动递上奏折,向太皇太后高滔滔请辞。这一回,高滔滔不得不准了这份奏折。因为,这道奏折是吕公著在病榻之上写成的。
吕公著一直和文彦博担当,元佑元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老冤家双双历史,却把大宋朝这个烂摊子留给了他们两个。
说实话,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后世的那些文人儒生,在评论元佑这八年执政期间,太皇太后高滔滔如何如何勤俭廉政,励精图治,都说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而且,还评论,这八年也是大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
其实,这些话,在原本没有蔡道的时空,比没有什么错。保守派废除了新法,让大宋朝的政治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之上。
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是所谓大治之世共同的特征。
说穿了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就是太能折腾了,他自己没有什么本事,而且其意志也不太坚定,却喜欢不停地折腾。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尚可,王安石一下台,宋神宗就立刻放任保守派和变法派,这两派大臣互相攻讦,而且,宋神宗自己既没有什么军略,又没有看人识人的眼光,还一直穷兵黩武,大大的损耗了大宋朝的国力、民力和军力,让大宋朝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贻笑四方。
昔日,汉武帝使贤用能,布兵四方,结果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叫威震四方。
而宋神宗,识人不明,专用庸将,专兵于西夏,结果呢?攻必不克战必不胜,那也只能叫做丢人四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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