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的代表们、委员们也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我们选择了当代表、当委员，那就要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我们就要履行人民交给我们的权力，把这个代表、委员当好，代表和委员的责任远远不止于为老百姓说几句话，请几次愿，或者在那里感叹几声，民主两个字也不仅仅是鼓动大家把声音发出来，把心中的不满喊出来，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体现。
是的，还有在制度面前的自律与自觉。
相比制度建设，全体公民的自律与自觉，可能更关键也更为漫长。
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自律与自觉。
代表制度怎么完善，代表和委员的作用到底能发挥到多大，监督权怎样使用才能让政府和两院愉快地接受，这些都是我们的困惑。我们不能把监督当成一种特权应该在对等的基础上加强跟政府和两院的交流，要本着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建设中，其实，说到根本上,政府和两院，还有人大和政协本就没有什么对立面，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谋取利益的，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对代表和委员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要么认为你是闲角，是陪衬，是绣在别人袖口上的一朵花。需要开放时把你抖一下，不需要了就把你卷到袖筒儿里；要么就偏激地认为，你是专门来挑刺的，说反话的，是跟党委和政府过不去的，包括我们的代表和委员队伍中间持这种想法的也不在少数。我们的代表和委员，应该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义务，甚至是一种使命，而不是仅仅一种权力，而我们很多代表和委员，恰恰只把它当成一种特权来用了，这就跟工作造成很不协调的后果。
和谐社会，首先是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共建，包括对权力的和谐运用，要搞清民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在权力这个平台上相互掣肘，相互出难题。要做到这一点，的的确确难度很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本着认真去做的态度，不急不躁。遇事不灰心，不泄气，拿出广泛的诚意来，以包容的心境面对世间万象，以改良的态度笑对我们的社会，然后辅之以切切实实的努力，我们的这个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在如何进行反腐倡廉的工作上，何伟力说，我们要把反腐倡廉工作当成事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这使我们想起建国初期老人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判决，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亲自作出决定，可见他老人家对的危害性认识之深，这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时时在想，这个为伟人，为何在逝世几十年以后仍然还这样深入人心，还有这么多人想念他，信服他。回顾一下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好处的。首先，国内外的研究者认为，老人家时代官员总体比较廉洁，看不到目前这种如此严重的现象。在老人家执政的26年里。官员虽然不能排除也有现象，然而，由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极刑处理，使整个官场为之震动。加之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运动，以及一直奉行的阶级斗争学说，致使官场整体比较廉洁。鲜有现象发生。其次，时代社会相对比较公平，没有当前这种突出的两极分化现象。在此期间，虽说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百姓的生活水平较低，然而，由于工人的8级工资制，农民的工分制，干部的23级薪酬制，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除工资、工分收入之外几无其它经济来源，因此，总体显得比较公平，基尼系数始终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第三，老人家时代没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百姓无需为住房医疗上学等而犯愁。那时，尽管百姓的住房、医疗、上学条件远不能和现在相比，然而，由于低廉的房租、学费及医疗费，使得百姓基本无需为这三项无法躲避的生活支出而忧心，因此，在心理压力上感觉比较轻松。第四，老人家时代社会风气总体是积极向上的，百姓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那时，虽然百姓的物质生活很是贫乏，然而，工农兵的社会地位给人的感觉却很高，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始终是昂扬向上的。尤其是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始终处在学习先进、助人为乐、为国光荣、崇尚节俭的良好氛围之中。第五，老人家时代百姓在生活方面用得安全、吃得放心，无需为地沟油、速成鸡而担忧。那时，虽然吃粮凭本，买肉凭票，物质供应绝对不能和如今同日而语，然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安全的。既便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好像也鲜有诸如毒奶粉、苏丹红之类的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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